专访北大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能源转型要摒弃线性思维氢能在工业应用上有巨大潜力

  《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11月24日凌晨闭幕。大会就落实《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通过20余项决定，储能容量、清洁氢市场等能源转型问题也备受关注。

  如何看待近年来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会议上对能源转型提出的诸多目标？全球能源格局重塑对中国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如何理解能源革命？带着一系列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COP29期间专访了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

  杨雷指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技术、政策和市场化机制的多重挑战。而且能源转型并非线性过程，需要跳脱传统思维模式，以技术突破和市场驱动为核心，实现跨越式发展。

  杨雷对氢能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其在储能和工业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面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复杂形势，杨雷呼吁通过国际合作、政策支持和市场创新，推进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应用，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强动力。

  杨雷：储能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一方面系统建设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如何用好的问题。随着波动性风能和光能的迅速增加，储能的需求也十分巨大，若能够优化设计，它的潜力将会发挥得更好。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优化储能发展路径需要从更广泛的视角切入，也要包括需求侧响应，典型的如虚拟电厂等。事实上，很多国家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了相关探索，而中国目前才刚起步，但我们也可以有后发优势，比如在分布式能源方面，我们提出了分布式和集中式能源并重，这一点对于优化能源系统十分重要。

  当前，新能源转型的主要阻力在于现有能源系统的基础结构。这个系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几乎完全围绕化石能源构建。像过去从马车到汽车，再到新能源交通工具的进化历程能够准确的看出，能源有基础设施依赖的特征，有很大惯性。所以能源转型也并非一条直线发展路径，有的人觉得能源转型不适合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比如光伏消纳就越来越困难，但实际上，挑战更多源于观念和习惯的改变。当前的重点是回归市场驱动力。虽然政策层面已有不少措施出台，但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许多政策未能充分释放效果。如何让市场推动发展，如何让商业模式与体制机制协同变化，这是必须深度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次COP29上反复强调了“implement”和“action” （执行与行动）的重要性。不能仅仅设定目标，还需要实际的行动和落实。这也需要更加多的交流与合作，才能推动真正的转型与变革。

  《21世纪》：之前COP28提出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装机三倍提升目标和《巴黎协定》提出的1.5度的温控目标，现在包括国际能源署在内的很多分析认为实现目标存在困难，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杨雷：这个问题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和模型，国际能源署（IEA）的分析为咱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也起到了提醒作用。但我还是要强调，能源转型的过程并不是线年完成了“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的目标，当时的预测其实是基于一种线性思维，按照当年的风电光伏装机量，如果每年增长20%，那么到2030年差不多能够达到当初承诺的目标，但成本的降低使得风电光伏获得了爆发式增长。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很多技术突破和产业模式的变化都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咱们不可以再用线性思维来框定发展。现在社会的不确定性很多，比如技术能否突破、成本能否达到某个临界点，这些都很难预测。即使是经济学家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技术成熟、成本下降到某个门槛，就很可能实现爆发式增长，但可能新的约束因素也会随之出现。像2023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比2022年翻了一番还多（148.1%），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很多地方开始设置红区。回顾历史，很多技术初期都被质疑过。比如汽车刚问世时，道路与加油站的配套设施不完善，电动汽车也曾因充电难、质量差而不被看好，但这样一些问题都在发展中被逐步解决。我们应对能源转型保持信心，因为当前我们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21世纪》：现在距离诸多目标规划还有一定的时间窗口，我们该怎么样去努力？

  杨雷：现在要致力于突破各种障碍。从中国来看，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能源市场，推动市场驱动整个复杂的能源体系，包括何时储能、何时放电等，这些都需要在政策和市场中找到比较合适的机制。过去的模式是“切蛋糕”，收益分配是大家关注的核心。而现在，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一个模式，转向“做蛋糕”，如果没有创新的商业模式，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是无法持续的。

  放眼国际，实际上很多问题还需要大家坐下来共同商讨。很多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这次COP29会议上，很多国家回避了COP28在化石能源方面的共识。还有关于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关税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所有欧盟成员国都赞成这一政策，很多国家和汽车企业投了反对票。当然，中国在很多方面也还有逐步优化的空间。我们还要一直改进，比如提升透明度、解决产业链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还有规范对于一些新兴起的产业的税收规则，虽然国际社会可能还不完全认可，但我们大家可以通过积极对话和谈判来解决。

  杨雷：如果看去年的统计数据，只有51%的增量来自新能源，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整个转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能效提升也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仅是能源替代，更要考虑怎么提升整体效率。能源替代，特别是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替代，是政府积极推动的方向。

  另外，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它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风光的消纳还要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比如，耗能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工业园区发展分布式能源、建设微电网，推进“东数西算”等新模式。目前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缺乏成熟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推动能源转型不仅要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我们应该通过实践进行尝试，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在化石能源时代，规模效益显著，越大越有效率，且化石能源的分布是相对集中的，传统上需要大电厂、大油田和大通道。而新能源则天然是分散的，风能和太阳能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但它们的单位体积内的包含的能量较低，因此因地制宜、就地使用最为经济。历史来看，过去的集中式发展是有效的，因为它能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地发展。然而，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方式已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这一点大家已经逐步在形成共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能源体系。

  《21世纪》：今年COP29达成的《氢能宣言》中也重点提到：“扩大可再生、清洁和低碳氢能生产，同时对现有的未减排化石燃料产生的氢进行脱碳。”你对这一提议有何看法？

  杨雷：氢能肯定会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大规模跨季节储能方面，氢能具有独特的优势。储能电池通常是短时储能，储能量有限，抽水蓄能也有其局限性。而氢能可以储存较久，很适合跨季节储能。

  另外，氢气和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兼容性较强，和化工产业的融合也非常紧密。例如，氢气可以转化为氨或醇，这些转换路径已经有了成熟的产业体系。过去有些专家低估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是难以实现氢能大范围的应用的，所以从基础设施比较有条件的行业开展会更易解决“鸡和蛋”的问题。氢能的应用场景还要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工业、发电和供暖等这样的传统领域。随着成本的逐渐降低，氢能的商业化发展已经崭露头角。氢能可以轻松又有效对冲风能和太阳能的波动性，只要价格合适，它将成为一个灵活的能源选择。

  我认为到2030年前，氢能的规模化和商业化落地是能轻松实现的。许多化石能源企业未来也具备制氢的便利性。随着氢气产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规模化应用的推动下，氢能的前景很广阔。

  现在，新的产业正在蒸蒸日上，氢能也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价格低是风能和光伏能源能快速发展的原因，未来氢能也可能凭借价格优势实现快速增长。

  总的来说，人类对新产业的认知觉醒非常重要。市场则是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策虽然提供了条件，但最终决定规模化发展的还是市场的力量。

  《21世纪》：最近几届的气候变化大会的受重视程度都有明显提升，明年最关键的将是各国自主贡献目标的设立。你对明年COP30有何期待和展望？

  杨雷：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次在COP29大会现场，看到越来越多中国的年轻人和青年企业家投身其中，我深感鼓舞，也十分期待未来的变化。

  谈到增强的自主贡献目标，这不仅是客观的需求，而且非常必要。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不作为，最后的代价会更大，这点必须清醒认识。如果说之前我们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想法，那么现在我们已经采取了更多实际的行动。我们的新能源投资和研发力度相比以前大幅增加，尤其是新能源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在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碳排放权和发展权，但现在看，减少排放、低碳发展能为我们大家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